张雪峰“劝不动”的新闻专业学生，后来怎么样了？

来源：硕云科技教学阅读：20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面对着来自外界的质疑，新闻传播学其实正在向跨越边界、扩展外延的方向上发展，甚至它被学界寄于厚望，将会成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学科。但对于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讲，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学科内部和所处行业的变化。

看到张雪峰贬低新闻传播学的新闻，中国传媒大学大四学生侯翔宇觉得并不意外。四年前，他在自己的第20个高考志愿栏填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专业”时，在高考志愿填报机构做兼职老师的姨父几乎跟张雪峰一样地反对。

侯翔宇是山东实施新高考改革后的第一届高三考生。高考他考了650分，在全省排4000多名，很有希望被一所中上游的985院校录取。侯翔宇告诉本刊，作为一个选了物理、化学、生物的传统理科生，往往会在志愿里填上计算机或者生物类专业，但他认真地在网上寻找资料后，觉得学新闻也是自己感兴趣的，于是他决定将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学专业放在厦门大学两个理工科专业之间。

这个排序遭到了姨父的强烈反对。侯翔宇回忆道，姨夫的第一个理由是觉得中国传媒大学只是211院校，“他说分数能去985的话，肯定要去985，这样考公的时候更有优势。” 除此之外，姨夫觉得在他们的小城市里“很少人报新闻专业，是一个陌生领域””学新闻明显没有抠代码赚钱多”等等。

中国传媒大学校园一角（于楚众摄）

但侯翔宇还是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填报志愿，为此他四处找人了解各个专业的情况，但亲戚朋友实在是没有了解新闻行业的人，他想到一个曾来他所在高中采访的当地日报记者。“那位记者跟我说现在新闻采编的门槛确实挺低的，专业性没那么强，更像是一个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很看个人的能力。”侯翔宇回忆道，这种说法跟张雪峰的观点有很多相似性，但这并不成为一个劝退他的理由，相反让他觉得真实和中肯，“他没有劝我学或者不学，只是讲了一些事实，比如记者最好有一技之长，有一个愿意深入研究的领域。”

侯翔宇还不忘打听记者的收入水平，“他说平时跑一些教育口新闻的稿费是满足不了他们的，他们跟地方的教育局会有些合作，帮教育系统做公众号的运营。”侯翔宇觉得这个职业并不像姨父说的那么惨淡。

但对于很多高三学生来说，能自己调查后做决定，或者能在家人朋友中获得支持的并不多见，很多考生和家长都带着 “张雪峰式”的疑问，这也成了近两年各高校招生办老师需要提前准备的内容。“我们会对家长说，对专业排名金字塔顶尖的院校来说，张雪峰的说法值得商榷。”

北京一所著名985高校负责某省招生的老师告诉本刊，去年高考后，招生组的确遇到一些家长，他们因为张雪峰的言论，对孩子学新闻传播学专业产生了疑问。“还有的直接问，是不是要家里有钱才能学文科专业？”这位老师回答道，张雪峰既不是名校毕业，也没有在知名企业工作过，“用我们的话说，这叫‘双非’（原指既非985，又非211的院校）。你信他，为什么不信我们？家长听完被逗乐了。”

中国人民大学的图书馆里，学习的学生（吴家翔摄）

但张雪峰对新闻传播学的评论确实影响到一些学校去年的录取情况。上海一所新闻传播学知名院校的一位教授告诉本刊，该校以往新传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仅仅比经管类专业低一点而已，但是去年在一些省份，该专业的录取分数线退到了所有专业里倒数第三的位置，甚至有低分捡漏的情况出现，个别考生的录取成绩明显低于了其他人。

本科在校生的意愿也受到影响。上海新闻学教授告诉本刊，以往每年该学院转专业的数据都是转进比转出的人要多，去年秋天，该院历史上第一次想转出的学生比想转进的学生多出了十几个。这位教授跟几个有转出意愿的同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有些人是因为新闻本身不是自己的第一志愿，“来学就是为了当跳板的”；有的是在第一年学习了导论型的各种大类课之后，发现对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学科更感兴趣了。“张雪峰不是他们做出选择的直接原因，但是肯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侯翔宇进入传媒大学读书后，他接触到的课程体系已经跟前几年非常不一样了。

2019年，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成立计算传播系，成为与老牌的新闻学和传播学并立的三个本科专业系之一。计算传播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专业，分为计算传播和舆情分析两个方向，前者侧重于数据的采集、挖掘、收集和分析能力，后者着重于在数据分析基础上进行研判。

“比如研究俄乌冲突之后的舆论战，现在肯定不会再用社区发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而是基于公开的数据库进行计算和分析，因此对本科学生的数学能力有要求。”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陆佳怡向本刊介绍道，这两个专业的学生都要学高等数学，同时还会学抽样的理论和方法、多变量的统计分析、社会网络分析、Python程序设计、计算传播数据测量等必修课。“现在的新闻传播学很多研究方向已经不能叫传统的文科生了。去互联网大厂工作，或者去传统媒体的新媒体部门，都有基于数据和互联网平台进行应用的需求。”

计算机专业老师在给传媒大学新闻学院老师讲人工智能课（于楚众摄）

侯翔宇学的是新闻学专业，但同样涉及到一些与计算机交叉的课程。“像在线新闻编辑课，比如我要做一个中国航天日的公众号推送，会使用数据新闻的挖掘方式，丰富内容，还会自己设计代码，去实现一些动态的呈现方式。”侯翔宇告诉本刊，不过具体的制作方法大多是靠大家课下自学，老师在课堂上更多的是在引导和启蒙，“老师多介绍案例，给我们‘打开窗户’。”在这方面，他觉得自己高中时理科的优势有了用武之地，“我想这是新高考改革之后的好处。以前新闻学大多只招文科生，现在招生不分文理，我数学比较好，学编程、逻辑语言等等相对就会容易一些。”

除了随着媒介环境变化来调整课程外，新闻传播学的外延也在扩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近几年开设了若干跨学科的本科实验班：新闻法学、传播与社会治理、数据管理和新媒体运营、创意传播等等。新传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大新闻学院院长周勇介绍道，该学院毕业生进入各类专业媒体的大约占40%，其余还有大量的学生去往政府部门、国企央企或者新兴的互联网企业。

这种学科的变化，让新闻学院的教授们看到了学科发展的另一种前景。“ 互联网不光是一种媒介，它更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新闻传播学培养的是使整个社会能够彼此连接、匹配和协同的人才，因此它培养的不再只是表达社会意见的人，而是未来社会生活的建构者。”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喻国明对本刊评价道。

“大学存在的意义，并不全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对你人格的完善和价值观的培养”（吴家翔摄）

引入更多技术相关，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前沿学科，确实让新闻传播学变得更加时髦，更有吸引力，但打造和调整这些新的课程需要师生之间的不断磨合。与此同时，新闻传播学的一些经典课程仍然在学生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侯翔宇从大一到大三一直坚持上一门名为“经典文献阅读”的专业选修课，由做新闻史研究的李煜老师主讲。每学期，老师会带领大家阅读指定文献和书目，并由同学轮流对其内容进行深入讲解。侯翔宇曾经分到领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著作，要由他一个人用8节课，每节4小时的时间讲完整本书，并要解答其他同学的疑问。“这要求你既要读懂作者是怎么论述的，又要在权威的历史论述中研究这段新闻史是怎么发生的，包括研究当时的历史事件、美国政治制度和相关政策等等。”侯翔宇说。

随着阅读的深入，老师还会将文献内容扩展到其他学科，比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美国公共史》、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阎云翔《礼物的流动》等等，涉及到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等领域。“新闻学就像一把钥匙，帮助我不断打开了新的领域，通过对比和讨论，对新闻学和其他学科的不同也看得更清晰了。”

侯翔宇的同班同学何凌霄也一直坚持选修这门课，她告诉本刊，在整个阅读的过程中，新闻思维得到了极大的锻炼。“首先是对新闻素养的培养，能把事实和观点分开，在很多言论中如何去伪存真。同时要学会以公共性和开放性的思维来思考问题。我觉得大学存在的意义，并不全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对你人格的完善和价值观的培养。”

一个学生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长椅上看书（于楚众摄）

认识真实的社会，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与人交流，是学生们在新闻学专业学习中十分必要的一部分。

大一暑假，侯翔宇参加了传媒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子牛杯”社会调查征文大赛。这个由新闻学院校友，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2007年发起创立的比赛，是新闻学院大一、大二学生的传统，他们大多会在假期时回到家乡，选择当地的一个民生类或社会热点话题进行调研。

侯翔宇去了母亲工作的街道办事处做调研，试图去了解形式主义给基层公务员造成的沉重负担。“其实一开始我不想做这个话题，觉得社区工作太小了。”侯翔宇向本刊回忆道，那时大家初生牛犊不怕虎，都想做一些更重要、更有冲突感的议题，“比如我想过去武汉做得过新冠肺炎的相关人群的访问，有的同学还想去云南边境调查缉毒警的状况，但这些是我们作为大一学生还远远操作不了的题目。”

侯翔宇的班主任鼓励他做社区话题，“老师觉得从社区工作者的日常状态可以反映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行政文件从上到下而来，最后落实在社区里，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压力。”他去了几个街道办事处做访谈，看到一排排档案柜里需要补填的材料，跟着街道办上街清理小广告，其中专门有一个人要负责为大家拍照，“所有的工作都要留痕。”最后他将所见所思写成调查报告，在比赛上获得了三等奖。

外出拍摄作业的学生（于楚众摄）

对于很多同学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以类似记者的身份去接触真实的社会，由此感受到这个职业的特质。

传媒大学研一学生王甜甜当年和队友调查的是乡村医生的生存现状，她向本刊回忆道，当时媒体报道了河南开封乡医因为待遇问题集体签名辞职的新闻，她和同学很感兴趣，很快就去到了事件发生地通许县。在入户走访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新闻当事人不同的态度，“有的对来采访的记者非常凶，对我们也一样，说我们再待在那儿就要报警了。”

王甜甜说，但随着走访的深入，他们获得了更多乡医的信任，由此也调查到他们的真实处境。“当地最大的问题就是乡村医生青黄不接。我们调查的人里，最大的已经75岁了，他们每天工作很繁忙，还要在电脑上输入电子档案，对他们来说操作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他们收入又很低，一个月只有300-600元左右，而且没有退休金，所以没有年轻人愿意来接班，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干。”

在乡医调查过程中，有些人让王甜甜印象格外深刻，“有个年纪很大的乡医拉着我们的手一直在哭。他觉得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是不是能接触到中央，能帮他们反映问题。还有的医生在我们走后发来信息，说感谢我们能关注这件事。”这种信任让只是大一的他们非常地感动，也由此产生了类似记者的一份责任感。王甜甜说，虽然这只是一份流通在学校范围内的报告，并不能影响很多人，但他们还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去完成，在比赛结束一年后，她和组员们又再次回到事发地进行了回访。

接触真实社会的能力对大学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于楚众摄）

接触真实社会的能力是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后的多数孩子所缺乏的，但在近几年，新闻系学生在这种能力的培养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却变得越来越少了。侯翔宇在大四这一年终于开始第一次真正的媒体实习，而王甜甜直到现在也没有去社会媒体体验过，除了因为疫情期间多次封校，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都非常忙，“大家都在忙于拿好成绩、参加比赛和学生会工作，没有时间。”

侯翔宇告诉本刊，刚上大一时，他以为只要学好专业课就可以了，“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军事理论这样的公共课不够重视，以为及格就行。”在大一期末排名的时候，他在全班40人里排在30多名，“一些课我只考了七八十分，但是很多同学是97、98分，按照绩点来计算，成绩一下子就拉开了。”

在一年级结束后，他才明白大家认真对待每一门课的原因，“有很多同学一进校就定下了目标，要保研。而保研第一个就是要成绩好。” 很快，侯翔宇也意识到了保研的重要性，师兄师姐会传递来很多信息，现在本科生毕业找工作时面临着劣势，于是读研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决定读研，那么保研又比考研的风险小很多。现在很多重点高校的保研比例甚至高达30%-40%，真正留给外校考研学生的名额经常只有个位数字。

保研制度会使大学生活变得非常忙碌，学业成绩是首先必须保证的（于楚众摄）

而一旦定下了保研的目标，则意味着你在大四之前的时间会被保研制度完全支配。各校的保研成绩大致分为学业成绩和综合测评两部分。学业成绩中，大家的GPA差距“可能就在小数点后两位，每一门课都要争取拿到90分以上。”侯翔宇说，大二、大三整整两年，他一直在为自己大一时的松懈买单，几乎每一门课都要拿到优秀成绩来冲抵第一年的低分，终于他把成绩追到了全班第五。除了学习，代表学术活动和社会工作的综合测评也是同等重要的，“比如大挑战杯、小挑战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市级、省级和国家级奖项的加分都不一样。”最终，侯翔宇成功上岸，推免至本校读新闻史论方向的研究生。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去保研？回想起自己四年前那么坚定、有主见地选择学新闻，侯翔宇时常会为现在做出这样随大流的决定而感到困惑。“不光是我们专业，我的高中同学大多都保研了。”侯翔宇说，他的同学里有的上了清华、北大的理工科专业，有的为了挤进985，选择去西北地区学兽医专业，但无论如何，保研都让大家殊途同归。

直到他为毕业论文做文献综述时，看到了一篇硕士论文，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十几名同学在精英院校里不断提升自己，争取在就业市场上胜出的经历，他由此终于获得了一些释怀。“那里面大家谈到了为什么要保研，这些年就业市场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终于明白，我不应该埋怨自己跟着内卷，这不是我个人的错。”侯翔宇说，读完这篇论文，他差一点流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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