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精辟阐述了邓小平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贡献，明确把这一贡献归结为一句话――“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最大贡献。

一、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过程。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之后开始逐渐形成的。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正是那个时期，他主持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加以澄清，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有限度的拨乱反正，为后来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作了思想准备。邓小平自己后来也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再往前追溯，事实上，20 世纪60年代初期邓小平已经形成了和当时一些“左”的思想不同的，但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思想观点，比如赞成和支持当时一些地方搞的包产到户的办法，认为“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回顾历史，从更广阔的视野看，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三次艰辛探索。20世纪 60年代初期是第一次探索，但这次探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了批判与责难。1975年是第二次探索，又一次遭到批判与责难，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整顿被迫中断。从 1978年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领导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开始，他开始了第三次探索，并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这一重大命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在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的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也面临严峻考验。对此，邓小平对党与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和他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在一次次责难和考验中奋起，邓小平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充分肯定。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崇高任务。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决定把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更有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正因为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道路，经过长期奋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根本上说，成就的取得，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既是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也是我们今天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从哪些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

第一，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上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在定义社会主义时强调的总是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由于在一段历史时期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思想理论上搞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因此，这一问题就成为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中国，首先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在论述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这一重大问题时，鲜明地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实践，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强调：“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这样深刻的概括。这一概括的最大特点，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遵循这样的规律性认识，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

第二，从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所处时代的主题这“两大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说过：“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中国革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把这一原则从哲学认识论上概括为实事求是。邓小平遵循这一原则，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与此同时，他强调，今天我们要关注和依据的“实际”，一是我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要抓住和平与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大实际”为基本根据提出来的。

第四，坚持对外开放又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科学社会主义原本就强调，社会主义大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基础之上的。但由于中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只能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人类文明成果。与此同时，又要创造合适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使之能够既学习和借鉴这样的文明成果、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的就是这样的客观规律性和遵循这样的客观规律性推进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第五，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治国理政方针，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定会遇到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毛泽东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初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已经指出了这一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强调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等。尤其是在经历了政治风波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要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他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揭示的就是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及其成功经验。

总之，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并践行实事求是原则，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丰富经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从上述六个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贡献

考察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不仅要重视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贡献，还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过程。

第二，邓小平始终坚持扭住工作重点不放，但又不是“单打一”。毛泽东在 1957年提倡全党学习辩证法的时候，曾经说过：“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邓小平重视辩证法，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既抓住主要矛盾不放，又统筹兼顾各个方面，而不“单打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他还说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与此同时，他又明确指出：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现代化的时候，要注意“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等等。这一切决策和举措，就是既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抓主要矛盾的思想，又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思想的体现。这样，既可以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无中心论”，又可以避免“单打一”的片面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念和科学方法论。

第三，邓小平始终坚持改革和发展，但绝不是求变求新不求稳。唯物辩证法强调：“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与此同时，唯物辩证法也强调：“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也就是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坚持在矛盾斗争中推进新陈代谢，把改革、发展放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把改革定性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但是，这绝不是说他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而无视同一性。他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现代化建设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政治风波发生前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他还发出了“中国不允许乱”的警告。在稳中求变求新，求变求新不能乱，就是邓小平揭示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律性和根据这样的规律性认识形成的国家治理方法。后来我们党深刻指出，“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提出要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现代化建设领导艺术。

综上所述，邓小平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这一历史性贡献不仅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且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李君如，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4期